张宏院士 受访者供图

在科研这场马拉松中跑到最后的，不见得是跑得最快的，也不见得是最聪明的，但一定是最有毅力的人。

——张宏

【人物档案】张宏，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致力于研究细胞自噬的分子机制及其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先后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建立实验室。相关成果为理解神经退行性疾病、肿瘤等疾病的发病机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获得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2026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等奖项。

张宏在实验室。 受访者供图

近日，凭借在细胞自噬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宏荣获2026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

基于对秀丽隐杆线虫（以下简称“线虫”）的研究，他建立了多细胞生物自噬研究的遗传筛选体系，找到了一系列多细胞生物特有的自噬基因，并揭示了内质网表面局部钙信号这一调控自噬起始的关键分子机制。

为什么另辟蹊径用线虫研究细胞自噬？如何看待生命科学领域原始创新难的问题？对“资源型科研”有哪些新的思考？不久前，张宏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回应了这些问题。

另辟蹊径用线虫研究自噬

记者：什么是自噬？为什么选用线虫作为多细胞生物自噬的研究模型？

张宏：自噬的字面意思是“细胞自己吃自己”，是细胞内的垃圾回收和物质循环机制，可以将其作用理解为细胞内部的垃圾处理厂和再生工厂。

线虫是很好的遗传模型。多年来，与线虫相关的多项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西方一些国家的学者非常重视线虫的遗传学研究。我们基于线虫的自噬研究，从一开始便获得领域内高度认可，我也因此多次受邀在国际自噬会议上作报告。

记者：您和团队发现，内质网表面有一个局部、短暂的钙信号，可以明确显示细胞自噬的起始位置。这个发现有什么意义？

张宏：这是我们实验室最骄傲的发现之一。

自噬领域有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饥饿、营养匮乏、线粒体损伤、蛋白质聚集等因素都能诱导细胞自噬。这些不同的诱导因素，是否通过一个共同的信号来启动自噬？如果是，这个信号是什么？我想了很多年，一直没有答案。

解题的关键来自我指导的一个博士后，她做钙信号研究。我告诉她：在实验室的第一年，不用告诉我你在做什么，你尽管去尝试。在一次组会上，她报告了一个奇妙的发现：负责细胞内蛋白质加工以及脂质合成的内质网表面一旦出现钙振荡，相应位置便会启动自噬体的形成。当时我就说：停下，这非常重要，也许能改变我们对自噬起始的认识。

后来，我们证明了内质网表面的钙信号是自噬起始最上游的关键信号。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化合物调控这个钙信号，从而控制自噬的发生。这对于亨廷顿舞蹈症、阿尔茨海默病等很多疾病的研究能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想要精准监测内质网表面钙信号的水平，目前在技术上还存在一些瓶颈。不过我认为，这个目标最终一定能实现。

记者：从基础研究走向临床转化，自噬领域目前还面临哪些瓶颈问题？

张宏：有三个层面的瓶颈。

一是还没有生物标志物能够显示某个组织的自噬活性是高还是低。例如，通过检测血液中α-突触核蛋白的磷酸化水平，可以判断一个人罹患帕金森病的风险，这至关重要。但目前还没有能准确反映自噬活性的指标。

二是还没有方法能精准调控自噬，比如提高或降低某类细胞的自噬活性，却不影响其他细胞的功能。

三是在调控自噬时，尚无法选择性地清除不同底物——自噬系统“吃掉”的具体目标物，即细胞内部需要被降解和回收的特定成分，如蛋白质聚集体或受损线粒体。如果能选择性清除这些底物，就能精准治疗相关疾病。

记者：人工智能会给自噬研究范式带来什么改变？

张宏：在我看来，当前AI仍难以有效解决生命科学中涉及前沿未知领域的科学问题。但在蛋白质结构预测、药物设计等领域，AI大大提高了效率。

具体到细胞自噬领域，由于细胞自噬的基本机制尚未完全厘清，因此AI的作用暂时比较有限。但在未来，AI有望大幅推动基于自噬活性的药物研发进程。

建立科学的科技评价体系

记者：近年来，生命科学领域研究取得显著进展，但论文造假、伦理失范等事件也时有发生。对此，您怎么看？

张宏：我是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成员，参与处理过这类事情。我能理解公众对良好科研生态的期盼——科学一定要是纯洁、诚实的，这是科学的本质。中国科学界不打假不行，这是肯定的。

但我认为，打假有一定的专业门槛，科研失信的界定需要依靠专业判断。

对于明确的科研失信行为，我们要严厉打击，其中，打击“论文工厂”是科学界打假的重要切入点。“论文工厂”数量众多，而买卖论文是最直观的科研失信行为。

但对于另一些情况，则需要厘清是否属于“诚实的错误”。在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家往往耗时多年一步步解决一个问题。而最后写文章时间较短，需要在一两个月内处理大量数据，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犯一些低级错误。我们要理解科学发现过程的曲折性，并从专业角度出发，客观分析其是否涉及科研诚信问题。

一些人把“科学”和“真理”画等号，但我认为，科学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探索过程，是在某个阶段，基于当时的实验、逻辑思维、知识储备、实验装备得出的一种解释。将研究成果整理发表，正确的结论得以延续，错误的则会被修正。科学永远是在不断更正的过程中往前走，科学不等于真理。这提醒我们，在进行科研打假时要谨慎、理性。

记者：“从0到1”的原始创新很难。科技评价体系应作出哪些调整，更好地催生这类创新？

张宏：我认为从生命科学领域的实践来看，部分评价环节仍然容易受到期刊影响因子这类量化指标的约束，一定程度上会对催生“从0到1”的原始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在我看来，一定要优化这个评价标准，需要有人真正鉴别一项科学工作是否重要。

举个例子，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获得诺贝尔奖最重要的两篇论文，一篇发表在《细胞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Cell Biology）上，另一篇发表在《欧洲生物化学学会联合会快报》（FEBS Letters）上，前者现在的影响因子不足7，后者现在影响因子也不到3。但是国内很多高校规定，博士生毕业论文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不能低于3或5。

归根结底，只有建立科学的科技评价体系，才有可能产出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

我认为，一定要回归小同行评审。大同行评审无法破除评价体系的痼疾。比如让我去评审数学、物理领域的科研项目，我怎么可能懂？但在细胞生物学领域我就可以作出判断：这个问题很重要，是领域内的核心问题；那个问题不重要，只是在卖概念。

警惕“资源型科研”的危害

记者：您之前撰文阐释对“资源型科研”的思考，引发很大反响。

张宏：是的。首先我要澄清，“资源型科研”跟“科研资源”是两个概念。国家投入大量科研资源，引导更多人做科研，这没有问题。“资源型科研”指的是，研究一个科学问题的出发点不是问题重要，而是因为有这方面的资源。

比如，一些研究投入大量资金，最终却只是罗列实验结果。这些结果也许能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但回答了真正的科学问题吗？也许没有。我认为，这种靠资金、人力等资源堆砌的科研就是“资源型科研”，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

关于“资源型科研”的文章发表后，我得到很多支持，因为它确实触及到一个痛点。

再不解决这个问题，会导致两方面隐患。一方面，可能导致部分人用钱堆出数据、发文章、再换取更多资源，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许多做探索性科研的年轻人会缺乏经费支持。

我们现在不应该走“资源型科研”的路线，虽然那样会批量生产出更多的高影响因子的文章。我们的科研进展现在慢一点没有关系，只要有好的科研土壤，就一定会开花结果，一定会有真正的开辟新领域的发现。

记者：应如何保持定力、坚持走原创研究路线？

张宏：我现在在领域内有一定影响力，可以坚持做自己认为重要的工作，不再纠结于发什么样的文章。但对年轻人来说，情况未必如此。

青年科研人员的压力很大，三年一考核，五年一评估。什么时候发顶刊，多少岁应该拿“帽子”……他们的科研就像爬梯子，误一步，职业生涯可能就结束了。我一直希望媒体能重点关注青年科研人员群体，促使科技评价体系作出深刻改变。无论是实现“从0到1”的突破，还是建设科研人才队伍，或是培育科研文化，都需要科技评价体系作出改变。

记者：您本人一直不太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但这两年因为科研生态问题多次发声。促使您改变的原因是什么？

张宏：确实，我不太愿意接受关于个人的采访，但很愿意就科学文化谈一点个人思考。我认为，更多元的声音能够共同助力科学文化良性发展。

关于站出来发声，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

一个是我们研究所的王志珍院士，她一直鼓励我说真话。我获得未来科学大奖后，她发短信祝贺我，还说“你在学术界的责任就更大了”。她经常跟我讲茅以升、郭永怀等老一代科学家的故事，他们这一代科学家不忘初心，而我们这一代乃至下一代却往往容易迷失。

另一个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袁钧瑛老师。她对我说过一句话：以前我也觉得很多话不说，或者不说假话就行。但后来发现，把话说出来，不管别人怎么评判，至少能睡个安稳觉。“说出来，睡个安稳觉”，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只要没有私心，是替很多人发声，是提供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我就愿意站出来。我不见得说得都对，但至少大家可以讨论。

科研要心无旁骛、不忘初心

记者：您提到，科学家长期在一个领域内钻研，就容易发现重要的科学问题。在这方面，您是否形成了一套方法？

张宏：我觉得有几点。第一，大量阅读文献，阅读时要甄别哪些观点对、哪些观点错，用自己的逻辑去思考和判断。第二，大量与他人交流，在思想碰撞中开拓研究思路。第三，对反常现象深入追问，在做实验过程中，不要忽视任何无法用现有知识解释的现象。

我实验室很多工作成果都是意外取得的。举个例子，细胞自噬可以降解线虫胚胎发育过程中的P颗粒。有一天，一个学生跟我说，线虫里的P颗粒没有被降解。我说，你肯定把自噬突变体的线虫和野生型线虫搞混了。他重复了一遍实验，确认没有搞混。我们追问原因，发现温箱温度为26℃。线虫一般在20℃环境中培养，26℃不是正常培养温度。在26℃环境中，如果没有P颗粒，线虫胚胎会很快死亡。自然界原来有这么精巧的设计：正常条件下降解P颗粒以提供能量；应激条件下不降解P颗粒又能保护胚胎。

如果当时我忽视这个意外，不去追问为什么，就不会有后来的发现。

记者：您认为优秀基础研究者的核心特质是什么？

张宏：我认为一定要坚持。在科研这场马拉松中跑到最后的，不见得是跑得最快的，也不见得是最聪明的，但一定是最有毅力的人。

要心无旁骛、不忘初心。人的精力有限，想得太多，精力就容易分散。做科研的目的是解决科学问题，为人类作出贡献。只有不忘这个初心，才知道该坚持什么、放弃什么。

还要保持开放、质疑和学习的心态。我不迷信权威，也欢迎别人质疑。每次作学术报告，我都希望多与年轻人交流。很多年轻人感谢我给的课题建议，其实应该是我感谢他们。这并不是我谦虚，他们的研究方法、技术手段和分析视角都值得我借鉴。

记者：最后，对有志于基础研究的青年，您有什么寄语？

张宏：从事科研是一种荣耀。我从来没有把科研当谋生手段，每天思考科学问题并想方设法加以解决，本身就让我感到幸福和满足。纳税人给我们经费做科研，我们应当研究有价值的科学问题，回馈社会。

希望年轻的朋友们，锚定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不被唾手可得的小问题诱惑，不被氛围影响，享受科学本身带来的快乐。（记者 代小佩）